2023年开年银行大额存单热销 额度有限储户“拼手速”抢购******

　　记者 彭 妍

　　2023年开年以来，大额存单市场热度上升，不少银行的大额存单甚至出现“抢购”“售罄”的情况。

　　有银行理财经理表示，最近银行大额存单比较火爆，一天6亿元额度上架，20分钟售罄。目前大额存单额度很少，即使提前预约，也未必能买到。

　　“去年以来债市和股市震荡调整，理财净值化转型后也出现了‘破净’问题，居民风险偏好降低，资产保值的诉求加大，而大额存单属于保本投资渠道，因此需求有所扩张。”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存款利率改革的背景下，预计未来存款利息还将继续下行，因此投资者倾向尽早买入存款类产品以锁定收益。

　　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地区各大银行网点发现，大额存单销售比较火爆，前来购买的市民较多，部分银行的大额存单已处于售罄状态，有的需要靠抢才能买到。

　　在走访过程中，多数银行的理财经理向记者反映：“临近春节，近期稳健型投资者对大额存单热情高涨，由于每一期释放的额度有限，目前大额存单不好抢，只要一开放，几分钟就售完了。”

　　目前大额存单各期限利率下跌趋势较为明显，例如，大部分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已经下调至3%左右，但“一单难求”现象并未得到缓解。

　　对于当前大额存单热销的现象，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，近年来我国居民存款增长较快，尤其是2022年居民投资理财风险偏好明显下降，居民存款增速显著加快。大额存单利率高于同期限存款，期限一般较长，有助于在利率下行周期锁定当前相对较高的利率，因此受到居民普遍欢迎。

　　近期监管层多次强调“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”，增量和存量贷款利率有望维持低位，商业银行净息差依然承压。在此背景下，业内专家认为，存款利率仍有一定下调空间。

　　“从目前情况看，市场无风险利率下降是大势所趋。”董希淼表示，存款利率下降，偏好存款的居民收益将减少，但也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：首先是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，进一步推动银行降低实体经济实际融资成本；其次是约束银行对存款的不理性竞争行为，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；最后是中长期存款利率下降，有助于减少短期存款与中长期存款之间的“价差”，使银行存款期限结构更加合理。

　　明明认为，在存款利率改革的背景下，叠加信贷利率走低，银行为了确保净息差空间，不会“高息揽储”，因此大额存单的利率易降难升。

　　从大额存单未来的发行趋势看，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表示，大额存单作为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构成之一，预计在2023年将出现一些分化，大型银行负债端来源多样，且有继续压降存款成本的倾向，在大额存单发行数量上或不如中小银行积极，利率也将延续低于中小银行的趋势。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